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新春见闻)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香港1月11日电 题：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飞猛进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左手握一方印石，右手执一支刻刀，不使用印床来固定印石的香港篆刻家李玉生，娴熟使用冲、旋、转、剔多种刀法，在自己的工作室凝神聚力地创作着，在轻重缓急的节奏中，一只动态十足的小兔子跳跃欲出……
图为正在创作中的李玉生。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癸卯兔年春节来临之际，李玉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兔代表的是宁静、善良、温和和活泼，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几年受疫情影响，人们更渴望早日走出疫境、生活祥和美好，他就决定创作一方生肖兔印章，来表达和传递这种愿望。
也正因如此，在这只生肖兔的下方，李玉生特意又刻上“兔年大吉”四个篆字，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万事如意、国泰民安。
图为李玉生治印生肖兔，冀望新的一年“兔”飞猛进、万事如意、国泰民安。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李玉生告诉记者，他钻研篆刻艺术是半路出家。他痴迷收藏近30年，在与陶瓷、玉器、书画等藏品打交道的过程中，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起初拜师雷少华和林坚璋学习书法，后又师从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高足、著名画家卢清远和岭南画派名家伍月柳等人，研习多年后形成了自己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书画作品上的印章同样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李玉生说，美国学者威廉·罗肯特曾称赞中国篆刻艺术是“世界公认的最高艺术”，而篆刻家是“能使石头唱歌的艺术大师”，他潜心观察每一位名家的用印并从中领悟印章和书画作品的融合之美，继而又开始痴迷篆刻，在西泠印社名师邓昌成和西泠学堂林墨子导师的指导下学习篆刻。
此前学习书画的沉淀也给他的篆刻带来便利和灵感。“书法有笔法，篆刻有刀法，使刀如使笔。”李玉生说：“其实，在印石的方寸之间表达艺术语言需要严谨的推敲，需要人文的修养，方寸之间有大天地。”
在篆刻水平精进之后，他把创作思路转向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他要将《兰亭序》全文用印章表现出来。朱文白文灵活协调、边款用字摒弃雷同，李玉生潜心用力数月之久，终于将全文324字的《兰亭序》刻在了64方印章上，在拓印印屏时，李玉生为了作品的丰富性，又特意尝试了篆刻书圣王羲之的人物肖像，作品完成后受到名家的充分肯定。
图为李玉生介绍他创作的《兰亭序》全文印屏。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摄一发不可收的李玉生，又创作了《陋室铭》《心经》《爱莲说》等全文印屏，从人物肖像篆刻到象形物篆刻乃至鸟虫篆，也成为他在方寸天地间纵横驰骋的畅意表达。
在2022年中央援港抗疫期间，李玉生用篆刻来记录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内地医护人员逆行而上的付出，身着防护衣怀抱儿童的医护人员、运送抗疫物资的列车、方舱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等，都在他的刻刀下一一呈现，这幅以几十枚印章组成的《壬寅年香港抗疫印屏》，在香港抗疫美术作品展览中亮相，吸引众多人士观赏赞叹。
“香港与内地已经实现了首阶段‘通关’，很多三年没有和内地亲人团聚的香港市民已经北上，兔年里我也要去内地好好走一走，从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李玉生说，脸上写满期待，“祝愿大家在新一年‘兔’来运转、‘兔’飞猛进”。(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天美彩票地图 |
